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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解读中国“深挖洞”(一)
发布时间:2018-03-13 阅读次数: 字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遮风避雨的伟岸身躯,深感严重的战争压力。毛泽东,这位从人民战争中走出来的人民领袖,他藐视任何侵略者。在他的眼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他曾站在时代的巅峰气吞八荒地说过:“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么……”足见一代伟人的宏伟气魄和英雄胆略。但他对战争一旦突然袭来,原子弹一旦掉下来,如何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何保存反侵略战争的潜力,一直进行着战略的思考。

建国之初,新中国百事待举、百废待兴,但面临的国际环境却异常险恶。美国企图控制中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采取十分敌视的政策。蒋介石集团盘踞在台湾及其沿海岛屿,伺机窜犯大陆。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尽快恢复被战争摧毁的经济,我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是毛泽东从当时的全球战略格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中国革命同苏联关系符合逻辑的发展。

古往今来,战争与和平,都是涉及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是制约一个国家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影响国家内外政策、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和基本依据。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一个致力于和平建设的政党、一个在国际敌对势力严重威胁之下的国家,不能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不能不对此作出估计和判断,否则就会招致被动挨打、甚至亡国灭种的灾难。

毛泽东洞悉国际形势,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判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 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进行工作,一方面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迅速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希望再卷入一场战争。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正日益遭受损害。朝鲜政府也恳请中国出兵援朝,共同反对美国侵略。唇亡则齿寒。毛泽东为此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中国安全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但毛泽东这时更多地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中国可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

可以看出,5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认为战争的威胁处于次要方面,战争威胁的来源,主要来自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随着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军事力量的加强,战争“可以避免”、“可能推迟”。但同时也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还存在,就应当看到战争的可能性,就应当有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危险的。深谙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看问题从来都是两分法。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又不得不作出新的判断。东面,美帝国主义认为大陆处于政治和经济困难时期,有机可乘,便支持台湾国民党集团对大陆进行空中和地面的袭扰行动。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十分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西面,麦克马洪线,风云突变。印度自恃有美、苏撑腰,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又在着手反攻大陆,认为进行军事冒险的机会到了,从1959年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不断在我边境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事件。1962年10月在中印边境全线发动向中国的进攻,毛泽东不得不根据情况,部署一定的力量来反击印军的挑衅,保卫西部边境的安全。南面,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是美国企图以越南做跳板侵略中国。到了1964年8月,美国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对北越进行疯狂的轰炸和袭击,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户破则堂危。毛泽东又不得不作出了援越抗美的部署。北面,中苏关系从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裂痕在逐步加深。苏联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开始在军事上对中国施行高压政策。1958年苏联提出了与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损失。在施用政治和经济压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苏联便开始对中国搞一些小动作。1962年,苏联在我国新疆策动了暴动事件,胁迫伊宁、塔城地区6万余边民外逃。接着,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兵力部署,使毛泽东感到北面军事威胁在增大。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施压,中国四面受敌,使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遮风避雨的伟岸身躯深感严重的战争压力。看起来战争是不可避免了,必须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增强备战的紧迫感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中国人的头上始终悬着核大棒。毛泽东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号召多准备几手,一个个战备措施出台。

在台湾海峡的另一面,蒋介石集团也在勾画它的生存发展战略。他想偏安一隅,但毛泽东“一定要解放台湾”,使他不得不寻求美国人的保护;他还想反攻大陆,但力所难及,又不得不仰仗美国佬撑腰。于是,他也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不过,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独立自主的一边倒,如果谁想借机控制中国,就敢于与他决裂,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蒋介石的“一边倒”,却是挟洋自重、仰人鼻息。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援台法案。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据美国政府已解密的总统批准的NSC—162/2号文件称,美国要继续进行遏制政策,但却要更依赖战略空军的威力。不久,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柯斯蒂·梅勒将军便明目张胆地向全球吼叫:“在朝鲜没有适合于战略空军的目标,然而我会在中国适当的地方如满洲和俄国南部投下几枚核炸弹。在这些‘扑克游戏’中,我们应该下“大赌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上将在美台条约送交参院投票表决时,说得更直截了当。他上书总统说,如果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55年3月6日,艾森豪威尔与刚从台湾出访归来的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两人单独密谈。据30年后解密的白宫备忘录披露,两人当时在密室商定,如果金门、马祖的危机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对红色中国施行核手术,使其变成第二个长崎、广岛。

同年3月18日,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他颇带弦外之音地称,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为“和平”服务。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美国老百姓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从此,美国的战争边缘和核讹诈政策出笼,在世界人民头上罩上了核乌云,昭示着人类“核冬天的来临……”

另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中国人的头上挥舞核大棒。那是1969年9月11日,就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半年后,中苏边境剑拔弩张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190分钟的会谈。柯西金带着威胁的口气说:“难道想与苏联打核战争吗?要知道,我们只消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高级官员施甫琴柯曾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透露,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以后,确实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突击空袭,已让苏联在亚洲地区的35个导弹基地的核弹头瞄准了中国的导弹基地和重要的城市目标,并曾试探过美国的态度。1970年6月,在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苏联的首席代表向美国代表递交的备忘录中建议,如果出现第三国的“核挑衅行动”,苏、美有责任对挑衅国家采取“报复行动”。这实际上是建议苏、美两家联合对中国实行核攻击。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减弱其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势,对其采取了绥靖政策,当然希望中苏军事对峙越紧张对其越有利。

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威胁的中国,面对如此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粉碎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多准备几手,从各方面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一个个战备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并迅速付诸实施。

1、首先是利“矛”,加快核武器研制步伐。

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去摧毁。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并以一代伟人的气魄和胆识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有人讽刺我们国家太穷,就是当了裤子也搞不出原子弹时,元帅外交家陈毅以他豪爽的天性慷慨陈词:“宁要原子,不要裤子。”

具体负责抓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张爱萍在谈到研制工作的意义时更加形象地说:“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呢!”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苏联中断援助,国内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在原子弹研制处于困难时刻,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强了研制核武器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勒紧裤带,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集中力量研制核武器等战略武器。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了“两弹”的攻关,每到研制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作出重要指示。1964年9月,毛泽东对前去汇报的周恩来和刘少奇说:“原子弹是吓人,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10月16日,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紧接着,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研制试验成功,中国从此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1967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8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从1967年5月至1978年,中国的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

中国的战略武器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这些武器的研制成功和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其次是坚“盾”,加强“三北”地区的设防。

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军事工程建设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

1950年12月,朱德总司令就组建工兵司令部的有关事宜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工程兵的任务之一就是“构筑国防要塞”。

1952年8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建筑国防工事的决定。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国防工事。

1953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两次召开会议,组织讨论对敌军事斗争和军事部署问题。并且跋山涉水,勘察了沿海主要设防地域,确定了设防工程部署。

1963年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福州召开岛屿战备工作会议,提出在重点设防的原则指导下,在一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能牵制敌人、起枢纽作用的岛屿上,重点建设一些阵地工程。经过加强岛屿工程的建设,东部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

60年代中期后,针对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央军委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国防工程体系。

1964年9月11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勘察。之后,总参谋部对“三北”设防工程作了具体的部署。根据这一部署,北京、沈阳、兰州、新疆等军区从此开始担负起了进行“三北”地区国防工程建设的任务。在重要的交通枢纽部位,有战术、战役价值的要点,构筑坑道等野战和永备工事。许多险峻的山岭,许多边远山沟,通进了战备公路,筑起了工事、坑道。这些工事都达到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的要求。

1965年底,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国防工程会议,强调国防工程建设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前沿与纵深的关系,重申了重点设防的原则。要求在敌人必经之路、卡口要点、重点坚守地区等关键地点加强国防工程的建设。
再就是增强战争“潜力”,进行大、小三线工程建设。

所谓“大、小三线”,是中央出于战略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主要是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西南、西北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11省,从地理位置上划分,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二线是位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的三线亦称为大三线。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三线称为“小三线”。
进行大、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这项工程投资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共和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按照这一方针,实际上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实施一次西部大开发。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十几个省共投入几百万人力,在祖国的内地,建成了一大批有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主要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工业基地体系,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陕、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在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等10条干线铁路;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如能源工业中的贵州六盘水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等;以重庆、攀枝花、。酒泉为中心的三个钢铁工业基地,西昌、河西军垦区为主的农业基地等。

这次大调整大建设,使国家生产力布局趋于合理,不仅适应于备战,而且为开发内地经济建设起到了骨干作用,大大改变了内地经济落后的面貌,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这一加强战备的战略部署,是十分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3.朱元璋是毛泽东崇拜的帝王之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来自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周恩来临终留下国家安全发展的锦囊妙计。

全国性的大备战紧张进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严峻。1964年以后,苏联边防军便开始在边境地区寻衅滋事,制造流血事件。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达4000余起。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挑起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给入侵苏军以沉重打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变本加厉地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增加兵力,集结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导弹等先进武器,目标明显针对中国,到1969年夏,苏军在与我接壤的边境一侧调集了5 5个师的百万大军。我国也以沈阳、北京战区为重点,在东北和三北地区调动重兵防守,在中苏40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上,正规军加建设兵团的总兵力快达500万之众。

两国重兵在冰点下剑拔弩张,中国党和领袖们不得不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更为紧迫的估计。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上,写上了“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九大的议题,而且在其后,成为了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从此结束了30多年来的敌对状态。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

国际上的这些变化,使中国避免了未来战争两面作战的危险。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排除,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继续增大。毛泽东指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不打我们,苏修可能打。要准备对付苏修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入侵。

1972年,毛泽东经常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陷入长时间思考。在外患如此深重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将如何生存和发展。1966年他曾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其含义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但备战、备荒、为人民,主要还是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身,号召全党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度荒、要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不仅要搞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还必须考虑内外关系,确定一个大国防观,形成一个总体的国家安全发展战略。

究竟该如何概括这个战略,这个战略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起身来到书架前,左看右看,目光停在了《朱元璋传》上,他迅速取下书来,坐在宽大的书桌前看起来。

《朱元璋传》是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史学代表作。该书1965年正式出版。这是一本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只见第77页写到:元璋懂得读书的好处,因为祖先的许多成功、失败的经验都写在上面,不读书便没有办法取得这些经验。也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道理还不大说得明白,以此,他很尊敬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懂得读书人能替人出主意,办事。这些儒士,谁对他们尊重,给面子,给好处,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你要想建立好自己的基业,管好占领的地方,就非养士不可。因之,每逢占领一个地方,元璋必定访求这地方的儒士,软的硬的方法都用,总之是非来不可,罗致在幕府里做秘书、顾问、参谋一类的工作,表现忠心的就派作地方的长官。在打下徽州时,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第一巩固后方,第二发展生产,第三缩小目标,长远打算,对元璋后来事业极有影响。

朱元璋是毛泽东崇拜的帝王之一,他在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中写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因此,对朱元璋的情况,毛泽东格外熟悉。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来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视察工作。一行人走到紫金山山麓时,正好经过明孝陵朱洪武的墓,他们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土包包,像个大山头一样被围在墓墙之中,在墓的正北面,有一坐北向南的墓堂,大概是过去拜祭朱洪武的地方。墓堂不算大,在北山墙的中央部分画着朱洪武的全身像,样子画得滑稽可笑,工笔重彩却画着一个长长的瘦脸。陈毅说:“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画成这个样子,其实他长得并不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南京的四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道哪个棺木装的是真朱洪武,他怕后人盗墓,可谓用心良苦也!”听完陈老总讲的故事,毛泽东微笑着对大家说:“这些都是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短短九个字,阐明了一个新生政权的生存发展战略,高度概括、明白易懂。毛泽东反复玩味,眼睛突然一亮,似有所悟。我们何不仿其形式也提出个战略思想来。高筑城,是讲防御、备战、增强军事实力。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防御工事已转入地下,不仅要挖洞,而且还要深挖,不仿叫做深挖洞。广积粮,是讲发展生产、增强综合国力、搞好战争储备,这三个字仍能准确概括搞好战争储备的意思,就借用。缓称王,是讲外交策略,要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现如今,中国虽然国际生存空间越来越大,朋友越来越多,但不能称霸,要始终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涵盖了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外交策略三个方面,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提出来,指导国家的长远建设,很有必要。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到菊香书屋,有要事相商。

周恩来最关心的是主席的睡觉,一见面就问:“主席昨晚睡得好吗?”

“大兵压境,哪还睡得着觉啊。”

“主席,从西方的报道看,勃列日涅夫集团有对我导弹基地作核手术的图谋……”毛泽东似乎有意要避开总理的这一话题。他突然操起茶几上的《朱元璋传》,用红铅笔敲了敲说:“朱元璋麾下有一个谋臣叫朱升,此人虽是秀才出身,却极富谋略。当年朱元璋打下南京及江浙一带重要城镇后,询问大臣如何成就霸业时,朱升献上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颇有远见。我把朱升的话略微改动一下,就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看如何?”

谈天说地之间,毛泽东已把对苏联的陈兵百万、大兵压境的对策,用短短的九个字概括出来,这就是这位一代伟人高出同代政治家的那罕见的倒位。兴奋地说:“主席真是点石成金呀。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谋得全,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安全发展的大战略,提得好。建议主席把这个战略思想批示在中央即将下发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文件上,以便更好地指导当前的战备建设、经济建设和外交斗争。”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好,听总理的。我这也是从故纸堆里受到一点启发嘛。”

就这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成为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思想,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尤其是深挖洞,迅速在全国大中城市展开,一场设防工程建设的人民战争在中国打响。

1975年7月5日,因患癌症住进医院的周恩来总理,支撑起病重的身体,拿起秘书备好的毛笔,准备写点什么。他要写什么呢?新中国自成立的第二年起,周恩来就担任了国家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直至两个月前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了正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25年来,新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军事威胁,就是空袭。建国初期,上海遭轰炸,福州遭轰炸,安东(今丹东)遭轰炸。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中袭击成为进攻者常用的首次突击手段。在中东,在东南亚,概莫能外。更何况现在还有导弹、原子弹。

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求生存的人民防空工作,到底怎样搞?周恩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报告,成立全国防空机构;聘请外国顾问,开办人防干部培训班;在沿海和内地重要城市部署人防工作。“文革”冲击人防工作,他把全国人防办公室从公安部转移到总参谋部。为了解决深挖洞的技术难题,他又赋予军委工程兵负责全国人防工程的技术指导任务。

周恩来知道,群众性的挖地洞属消极防空,但这又是战争中保存国家实力的最基本手段,是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他又想起毛泽东关于朱升献策的那次谈话。于是他挥毫写出:“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据说,这是周恩来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副题词。周恩来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在战争背景下求生存谋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是他作为一代伟人在弥留之际仍忧国忧民的真实写照啊!